七七事变与宋哲元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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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与宋哲元失责

一、七七事变导因之一——冀察趋向中央化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的爆发,是中日两国近世关係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御侮奋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事变的远因实导源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事变,只要日本不归还东北的领土,中日之间迟早势必一战,但促成事变提前爆发的导因,却是中国自西南事件解决后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形成,国防建设的进步与民心土气的昂扬,以及冀察当局的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其中,冀察之趋向中央化尤其是一项主要导因。盖日人久视华北为其势力範围,为保护伪满及提供可能发生之对苏战争之资源,日本少壮派军人认华北为其“保障佔领”之地区。冀察当局之趋向中央,自然引起此辈野心军人的妒忌与恐惧,彼等因此而有“膺惩二十九军”的呼吁。早在二十六年四月中,苏俄方面即曾传出如下的消息:“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之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地寻衅之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挽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冀察处于日本驻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日军要求于冀察当局的是“明朗化”与“特殊化”。宋哲元之决定不顾日方的威胁,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自然不是一种轻率的决定,而是有其使宋氏坚定其决心与信心的客观因素。具体言之,促使宋哲元趋向中央化的主要因素有二:

第一、是二十五(1936)年十一月绥远抗日胜利的鼓励。当绥远战争爆发时,国人曾希望宋部二十九军在平津有所行动,以牵制日军向绥远增援。但宋部碍于环境,除由驻防张家口的刘汝明师扣留日本步枪五万枝,野炮四门外,别无积极动作。及绥远国军于百灵庙获得胜利,全国为之欢腾,而日方除叫嚣恐吓外,并无支持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反攻的积极行动。宋哲元因此获得鼓励,于是有趁势以武力收复通州,扑灭殷汝耕伪政府,以造成既成事实的计划。据外交部从天津获得的情报,宋曾令石友三、张璧等新归正将领计划收复冀东。石主张用武力,表示愿假二十九军一支兵力。以石个人名义进取冀东,成则请宋转请中央委以冀东区行政长官,抛开二十九军,自己承担,以免日军不利于宋。张璧则主张分化伪组织内部,策动伪保安队反正,然后二十九军乘虚直捣通州。宋虽立意收复冀东,但对石、张缺乏信心,深恐以虎易狼。正考虑间,日方已得秘报,加强戒备,攻通计划遂不果行。惟据刘汝明之记述,殷伪所属几位保安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赵雷等人都曾秘密赴平谒宋,并接受宋的补助。姚荐楠採访张庆余事绩时,亦曾指出张曾托张树声先生“代向中央及宋委员长处陈述备案”,并曾经由萧振瀛之介绍晋见过宋哲元。是宋与殷属各总队长间已有联络,殆无疑义。宋哲元图袭通州计划虽末实行,但由此足证其已具灭伪抗日打算,心理上的转变趋向已极显然。

第二、“西安事变”后全麵糰结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民众所表现的对蒋委员长的爱戴,各方团结的加强,抗日情绪的高涨,政府对外态度的强硬,均显示中国已立于强固的团结基础上,政府已深具抗日御侮的準备与决心,致使日本各派对中国不得不暂持静观主义的趋势。这一形势的出现,增加了中央对华北当局的影响力,华北当局亦深切体睑到中央的支持实为对日周旋的有力后盾。故宋哲元于二十六年(1937)一月后。屡次表现其不与日人妥协的态度,并不时申明其服从中央命令的意志,在行政措施与军事训练方面,亦逐渐趋向中央化。

冀察趋向中央化的起点,乃是宋哲元于二十六年(1937)一月二十日在天津所发表的政策声明。宋氏此项声明,包括《告同志书》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绥靖通令》两项文件。在《告同志书》中,宋氏提出三项政策:

一、拥护国家统一,推行中央命令,誓以自力图强,实现政治修明之象。

二、国家三大要素:即主权、土地、人民;誓尽军人天职,儘力保护之。

三、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早为识者所公认,马克斯所说唯物史观,处分剩余等语,余已屡加驳斥。自土匪假用名义,希图煽惑民众,引起阶级斗争,藉达其抢夺政权之目的。其实杀人放火,纯厉土匪行动,并不知主义为何物,只有危害国本,残杀民众而已。誓即严厉清共,不留余孽。

在“通令”中,宋哲元令其所属军政务机关认清下列四端,坚决实行,努力不懈:

一、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换言之。即不参加内战。

二、侵佔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他。

三、扰乱社会治安之土匪及共匪,人人应得而诛之。

四、剿匪不得视为内战,剿共更不得视为内战,应澈底肃清,以安社会。

宋哲元此项政策声明,显然包含反日与剿共两个重点。剿共是宋一贯的主张,反日却是代表他的一项新立场。

诚然,在此两项文件的表面文字中并未明言反日,但言“侵略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他”,非暗示反日而何?二十九军将士们自然明白宋这句话的意义,日本人自然也能体会到宋哲元说的话是意有所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文件乃是紧接着日本驻华北各地武官于一月十九日在天津会议后发表的,这无异是对于好战的日本武官们的一顷警告。

宋哲元在发表此项政策声明之前,曾于一月十二日接受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委员陈中孚的辞职。

陈是着名的亲日派,又是在“西南事件”发生时的兴风作浪者,宋哲元准他辞职,另派贾德耀继任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委员,不仅是大快人心,同时也被认为是宋欲摆脱亲日派包围所採取的步骤。宋的此一决定,曾使日方深为不满。日方妄称依据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协定”,任何华北高级官员的变动,非经日本同意,不能有效。

宋哲元于一月十九日离开北平前任天津,在津停留五十天。宋自己说这次赴津是蒙蒋委员长“给假在津短期休息”。实际上仍是应田代皖一郎之邀,继续谈判某些问题。正如社会与论所期望的,宋这次赴津所表现的态度是强硬的。当田代于一月二十一日欢宴宋时,曾提出华北防共一事,宋表示“有绝对把握可以防共匪不入境”,并向田代要求饬令冀东伪组织交还香河、宁河、顺义、吕平四县。田代则谓此系关东军的责任,以为搪塞。

其后田代又提出华北经济开发事项,嗾宋仿冀东办法,偷漏关税,接收芦盐,宋则答以须侯戈定远自南京请示后再说。两月以后,日方再度威逼宋组织华北自治政府,宋坚予拒绝。当和知参谋奉命访宋要求表明态度时,宋的答覆是“在政治问题未解决前,一切均暂不谈。”

宋哲元倾向中央的最显着事实,是不顾日人激烈的阻挠与反对,派秦德纯到南京出席二月十五日开幕的执政党中央五届三中全会。宋、秦皆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宋自称他本拟亲赴首都出席会议。但“只因环境情形未能如愿”,宋所谓“环境清形”,乃系指日方的百端阻挠。盖外交部长张群于一月二十日与日本大使馆须磨秘书谈话时,曾说:“冀东、冀察、察北等事例,均为行政主权之分立或破坏,事关行政主权之完整与统一,自须迅速加以改善。”日人遂以之为依据。谎称中央已决定在三中全会中提议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另派何应钦或刘峙代宋主持华北,田代甚且嗾宋即行与南京疏远,谓日方将予宋以全力支持,即动员武力,亦所不惜。日方的目的在挑拨离间,企图动摇宋的意志。所幸宋立场坚定,秦乃成行。据程锡庚向外交部报告:“秦德纯代宋出席三中全会消息传出后,日方要员纷纷探询并加讥劝。秦因赴津谒宋请示。宋意坚决,故毅然南下。雷嗣尚本预定随往,亦因之中止。”

秦德纯繫于二月十四日抵京,二十八日北返,在京居留两周,曾蒙蒋委员长召询三次。秦于返抵天津后谒宋报告南行经过,宋曾召集其重要干部会商今后政策。三月四日,秦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宋哲元于三月十日回到北平于接见中央社记者时,亦郑重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三中全会以后,冀察中央化的趋势更趋明显。其最显着的事实有下述六事:

其一,宋哲元搁置了与日方关于华北经济开发的谈判。宋哲元二月在津时,对日方所提经济开发的事项以及政治问题,均避免作正面答覆。三月十日回到北平后,宋曾公开否认在津曾与日方谈及此项重大问题。他说:“我无权与日方谈判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们应当向中央政府外交部门去交涉。”四月初旬,当日方再度提及兴建津石路与开採龙烟铁矿时,宋即以坚定的语气回答:“要谈中日华北经济合作,必须先撤销冀东伪组织。津石路的建筑与龙烟铁矿的开採,只有在冀东伪组织撤销以后才可进行。”宋这一宣布,无形中搁置了与日方间的谈判,亦即断然拒绝了日方喧嚷经年的华北经济开发的要求。

其二,二十九军训练的加强——军事训练团与军事训练委员会的设立。自二十五年(1936)十一月绥东战争发生后,宋哲元有鑒于未来战争之不可避免,即锐意加强二十九军的训练以提高官兵的素质。宋一方面成立军事训练图,以培植优秀的中下级干部;一方面派遣团长以上高级干部赴京投考陆军大学,以求深造,首批派遣者有副处长魏永祥,杨成之,副旅长房西岑,许静凡,团长李九思,柳树堂,副官长王安世等七员;同时并接受中央军校业毕生至二十九军服务,如沈仿水、傅家俊便是。二十六年(1937)六月,宋哲元为实现二十九军的国军化,手令设置军事训练委员会,聘石敬亭为委员长,鹿锺麟等为委员,以庐山军官训练团为模範,计划对二十九军实施全面训练。

其三,华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暑期军训的恢复。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各中等以上学校均实施军事训练,以发挥明耻教战之效果。每逢暑期,则举办学生军训班,集中予以训练。惟自二十五年(1936)暑期起,由于日方的干涉,被迫停办。二十六年(1937)五月,宋哲元不顾日方的反对,饬令恢复办理暑期军训,以增加青年学生自卫卫国的技能。

其四,宋哲元严令禁止盗卖国土。日人在平津及北宁路沿线不断扩充军事设施,先托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名义,将丰台至芦蒋桥间一带土地六千余亩,实地测量,意图购买作为建筑兵营及机场之用,即当时报端所揭发的丰台圈地问题。日人以诡谲手段企图以高价向地主购买,少数无耻地主在汉奸的从恿下,亦有意售地与日人。冀察当局于发现此种情形后,除加强地籍之调查与管理外,复于四月二十日发布命令:凡盗卖国土于外人者处死刑。

此令公布后,地主均具呈宛平县署保证不出售土地资敌。日方圈地诡计遂不得逞,因而对冀察当局益感不满。

其五,冀察準备办理国大选举。立法院起草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二十五年(1936)五月五日公布后,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遂决议定于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并由内政部通令各省市办理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各省均已遵办,惟冀察当局以冀察地位特殊为辞,延未办理。二十六年五月,内政部长蒋作宾北上访晤冀察当局,意见始获沟通。六月十日,河北国大选举事务所成立,选举总监督民政厅长张吉墉同时就职,平、津、察继之。七月二日,冀察平津国选指导办事处成立,中央派宋哲元为指导员,刘春霖为办事处主任。这一件事,胡适认为是“给全国的一件最好的消息”。胡氏并指出冀察平津之举行国大选举,至少有三层特别意义: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两市当然是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份;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须失败的;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惑离间的。

其六,是察北义军的烽起。由于冀察的趋向中央化,察北各县民众得到极大的鼓励。他们不甘忍受日伪军的压迫,纷纷组织义军,向日伪军进击。五月二十八日,伪军常子义团反正哗变,崇礼义民赵春祥揭竿驱杀伪军。六月十日,察北义军李仲英部进攻沽源县城。十二日,郭子英部复围攻商都。至六月下旬,义军声势大振,驻江会之伪军副师长李鸣远且曾接洽投诚,至七月五日,义军李廷芳部一度逼近张北。伪军已处于被动地位,深感应付为难。

在冀察逐渐实施中央化的过程中,惟一引起舆论疑惑的是张自忠的应邀访日。张等一行,繫于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东渡。时人每怀疑张负有与日方秘密交涉的任务,即外交特派员程锡庚致外交部的报告,亦谓张自忠赴日系与日方商谈收回冀东察北问题。惟据张的随员何基澧归国后向其胞兄何基鸿报告:“这次在日本,大部份时间托在交际与游览,就是张自忠市长个人也没有与任何日人作任何接洽。”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狮亦曾说明张自忠之赴日考察,本人并不愿意。只因宋哲元已答应日人。张遂不得不奉命前往。张的访问计划本定为四十日,但未到三十日,宋即召其回国。在战后日方公布的战时文书中,亦未发现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承诺。

日方对于冀察的趋向中央化,自亦不能坐视不头。天津驻屯军当局于五月十二日召集“市民僚属会议”,阐明日方立场,仍以冀察为对象,要求筑路与开矿。宋哲元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于五月二十二日与韩复榘会于商河后,即返乐陵原籍休养,决定暂不回平。所有冀察军政事务,则责令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负责处理。宋之避免与日人接触,无形中使华北的交涉陷于僵局。日本军人为打破此一僵局,遂蓄意製造事端以便提出要求。六月七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曾毫无忌讳的说:“以对苏作战的军事观点来判断中国目前的情势,如果可以运用武力,我确认为应当首先给予南京政府以打击,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谁能否认这不是日军要製造事端的信号!

二、事变的爆发与宋哲元的犹豫

二十六年一月八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平、津两地举行示威性的大游行,可说是对华北当局实行武力威胁的开端。儘管东京日本内阁的政策仍是“集中力量扩大陆海车实力,避免在大陆上造成严重冲突”,华北驻屯军当局却在不断的举行演习,展示其向中国驻军挑战的企图。据当时适任河北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的王冷斋记述:

“丰台日军平时以演习为名,常常在卢沟桥附近活跃,侦察地形。其初演习不过每月或半月一次,后来渐渐增至三日或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后竟实弹射击;初为昼间演习,后来竟实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城而过,均为我严厉拒绝。如此者相处效月,因我方种种之应付及切实戒备幸未发生严重事件。”

六月二十五日开始,日军又在卢沟桥以北以西地区举行一连串之军事演习。在演习开始前两日,北平发现了来自通州方面伪装共产份子的数百名便衣人员,企图製造暴乱,幸北平治安机关防範严密,逮捕一部分便衣人员,始末酿成祸患。然而,杯弓蛇影,北平民众咸有变乱即将发生的预感。

七月七日夜晚,驻屯丰台的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率领下,在卢沟桥以北地区平行夜间演习,而以卢沟桥为其假想的攻击目标。夜十一时许,日本演习部队突称遭受中国军队的射击,致使一名土兵失蹤。彼等以此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同时向丰台报告要求支援,且由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提出交涉。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当即向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请示,秦允下令宛平驻军代为搜寻失蹤日兵,但拒其入城搜寻。时驻守宛平之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吉星文部以时值深夜,恐引起事端,拒绝日军入城,日军遂对宛平采包围态势,而丰台日军亦由一木清直率领以急行军来援。松井机关长对秦德纯的答覆亦不满意,秦遂派王冷斋会同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等前往日本特务机关部与松井交涉。及王冷斋等到达日本特务机关部时,松井已得到报告谓失蹤之日兵现已归队。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搜查的借口本系“一土兵行蹤不明”,该兵既已归队,日军于理已无要求进城的必要,但松井则称“须明了如何失蹤情形以便谈判”,要求双方派员调查。王冷斋允其所请,函由王冷斋、林耕宇、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与日军代表樱井,通译斋藤茂等五人,前往宛平城作实地调查。王等出发前,曾访日军第一联队长弁田口廉也,弁田口告以日方由联队附森田彻中佐负“全权处理”之责。待王等甫行出城,即见日方增援部队出动;行至宛平域外,即见日军已就攻击位置作射击準备,并受日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之诘难;及入城后尚不及五分钟(时为八日晨四时五十分),日军即开始攻城,中、日间的战争因而爆发。

七月八日晨,日军对宛平之攻击历一小时后,为森田彻下令阻止。盖森田意欲利用炮火之间歇,胁迫王冷斋,林耕宇等与之谈判并接受其条件。王、林虽与之商谈,但坚持先行撤兵之条件。谈判遂无结果,双方又恢复射击。

午后四时,弁田口联队长派人赉书进入宛平,请王冷斋、吉星文或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出城亲商,王、吉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一小时后,弁田口再送信于王冷斋,要求中国驻军于下午八时前撤往永定河东,日军则撤退河西,王冶斋以“本人非军事人员,对于撤兵一节未便答覆”拒之。日军遂再度攻城,此为一日之内之第三次对宛平城攻击。其目的在迫使我军撤离宛平,以便其攫取此交通要道的宛平城重镇。日人始末料及宛平守军不但坚守不退,八日深夜且曾实行夜袭,尽歼卢沟桥附近日军。八日下午二十九军将领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联名致电中央,表示其抗敌决心曰:“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当七月八日宛平城内外敌我双方对峙时,松井等人在北平与秦德纯商洽停战,意在作缓兵之计。八日深夜,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丰台,我军撤回卢沟桥以西地带;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约二百名至三百名,定九日九时接防。宛平守军于接获秦德纯此项通知后,正拟遵今实行,不意九日晨六时日军又对宛平大肆攻击。日军此次之发动攻击,系由旅团长河边正三——日本驻屯军步兵最高指挥官授令。事变发生时,河边本在山海关视察演习中之日兵,闻变后于八日下午赶回战地,不顾秦德纯与松井间的停战口约,竟下达攻击命令,其蓄意寻衅,实无可否认。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无不义愤激昂,政府亦採取强硬立场。蒋委员长于七月八日电令坟察当局“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并令调兵力四师北上增援,以备不虞。外交部先于八日下午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九日,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对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重申抗议,十日正式致送书面抗议,郑重要求日本政府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立郎撤回原防,中国并保留一切合法要求。时宋哲元尚滞留乐陵原籍,闻变之后,亦极气愤。据汪兆铭讲,宋于事变发生后,曾致电二十九车诸将领,要他们“扑灭当前之敌”。

不意宋哲元旋即改变态度,于回抵天津时主张与日本军方和平商谈。

宋哲元繫于七月十一日晚六时三十分自乐陵抵达天津,次日即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合法合理的解决。谈话中有“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等语。意义含糊,颇启国人疑虑。蒋委员长因于七月十三日电令宋氏“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蒋电如下: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日方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柬,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巳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係複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土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救,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蒋委员长此电到达后,宋因有不接受日本任何条件之表示,然宋却滞留天津企图舆日方谋求所谓“局部解决”,则为事实。宋之趋向于软化,实系基于下述三项因素:

其一,宋抵达天津之日即七月十一日,由秦德纯、张自忠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谈判的一项停战约定,已经达成。盖七月九日下午,桥本群自天津前往北平,会同日本驻平武官今井武夫向秦德纯提出四项条件﹕一、二十九军派代表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处分肇事之二十九军军官;三、二十九军不得进驻永定河之左岸;四、取缔蓝衣社、共产党等抗日组织。

谈判初在北平进行,十日桥本群返津后,遂由张自忠与今井在津交涉。十一日,双方达成协议。据日本大使馆透露协议内容是:一、二十九军派高级军官道歉;二、处分在事变中负责任之军官;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协议之达成在宋抵津前,用印则在宋抵津之后。宋显然认为这项协议可以接受,和平之门既未完全关闭,自不宜轻启战端;宋固不知东京阁议已于同日决定派遣重兵来华也。

其二,宋到津后即受到亲日份子的包围。卢变起后,平津亲日份子曾秘密向日方特务人贝接触,并设计压迫冀察当局向日方妥协。宋哲元返津后,亲日份子陈觉生、斋燮元、潘毓桂等纷纷向宋进言,要求宋留津与日人谈判。

如奸人潘毓桂即曾自承“先与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少将商定办法”,然后“诣津谒宋,痛陈利害”,并云“宋为之动容。”

其三,宋为日本军方“地方化”、“就地解决”、“不扩大方针”等谎言所愚,对南京中央当局之决策缺乏了解。诚然,事变发生之初,华北驻屯军当局及东京参谋本部均曾表示行“不扩大方针”,主张向地方当局交涉以求“现地解决”。实则此乃日方所放之烟幕,目的在阻止中央援兵北上,孤立二十九军,然后予二十九军以严重打击。事实上,东京军令部早于七月十二日所策定的“对支作战计划”中,即决定“为打击中国第二十九军为目的,战局须局限于平津地区”,“本乎局限方针,目前应向平津地区迅速派遣陆军兵力,以达膺惩二十九军之目的。”七月十五日决定之“中国驻屯军之作战计划策定”,其首项“方针”即是“军事行动开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蕩至永定河以西。”宋哲元在日人及亲日份子包围下,只闻“不扩大方针”、“局部解决”之拦言,不知日军当局业经决定动兵之内情,对我中央坚定之立场与不再退让之决心,亦缺乏了解,故终为日人所愚,深犯“主将误信和平”之忌。

事变初起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卧病中,参谋长桥本群负实际指挥之责。七月十一日,东京五相会议除通过陆相杉山元的提议增兵华北外,并任命原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职务之香月清司中将继田代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十三日即作成“状况判断”,除主张华北首次增加之兵力应能一举而将中国二十九军击溃外,并决定向宋哲元提出下列七项要求,以为谈判的基础: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

二、罢黜排日之要人;

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机关应从冀察撤退;

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应撤离冀察;

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六、取缔学校与军队中之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对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据日方资料之记载,日本驻屯军首次向宋提出上开七项要求,系在七月十四日晚间,由专田参谋当面提出。宋表示原则上无异议,惟希望延缓实行。27宋即指派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等与日方继续商谈。齐、陈均为亲日份子,自忠当时亦被认为是二十九军中之主和派,不过据当时任职天津交通银行的徐柏园所述,张自忠曾于七月八日与二十四日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对方是有计划的,弄得不好,会出大乱子。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耍杀尽他们才痛快;但若仍有一线的希望,日前总以弥患为是。”这两句话,可以反映张自忠当时的想法。

宋哲元滞留天津期间,我朝野内外,均对宋氏与日人谈判的结果表示疑虑与关切,致电慰问者有之,发电责备者有之,亲往天津当面对宋陈论利害者亦有之。七月十三日,宋以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名义电谢上海各团体之慰问时,曾有“日军之宗旨在战斗,凡我官兵,慷慨赴义,分所当然”之壮语,国人闻之,均感振奋。不意十五日宋又发出感电,谢绝国人劳军捐款。说是“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概不敢受”,国人闻之,又觉啼笑皆非。七月十六口,北平教育界代表李书华、张贻惠、李蒸、刘治洲等人前往天津谒宋时,发现宋的态度犹豫而矛盾。宋一方面对代表们表示他并未与日人签订任何协定,他晓得日人是贪得无靥的,今日答应日本人的要求,明天日人就又提出新条件,二十九军绝不向日人让步;另一方面,宋却又显示其愿意有限度的接受道歉及撤兵等要求以维持华北和平。十七日,宋答覆二十九军驻京代表李世军对天津谈判之真相询问时,表示两方谈判,仅以解决地方局部冲突及两军各自撤回原防地为目的。既未承认任何丧国的协定,亦未谈商任何超越撤兵及解决局部冲突範围之外的重大问题;但宋同时又表明不同意中央派兵北上。

宋在天津滞留了八天,这八天可能是他生平中最为国人所不能谅解的八个日子,也可能是他最感到悔恨的一段时间。

据日方资料的记载,宋哲元在津谈判的真相是:七月十六日以前,宋确末承诺任何条件,只是“虚与委蛇”。

但十六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的指示,要香月采强硬路线,限期要宋哲元答应日方之要求。香月遂于十七日通知宋哲元,限宋于十九日以前承诺。十七日夜,张自忠与桥本群等再作商谈。十八日午后,宋藉参与于十六日死亡之田代皖一郎葬礼之便,与香月清司见面,日人解释为是宋对日军的单方面道歉,宋则认为是互相道歉。

日方资料复谓宋于十九日曾与香月商定细目六条,由张自忠与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签字。但宋始终未曾承认。据日方资料,宋与香月约定的“细目协定”六条是: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之活动;

二、革除妨害中日合作关係的人员(冀察当局愿自动的予以罢免)

三、撤换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之人员;

四、蓝衣社、CC团等排日组织应撤出冀察;

五、取缔排日言论、宣傅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之排日教育与排日运动。

宋哲元于七月十九日晨乘北宁路专车离津赴平,车过杨村西侧桥樑时,发现炸弹,幸末爆炸。据王冷斋之记述,此炸弹为日方所置。同日上午十时,宋安抵北平。次日,发表公开谈话曰:

“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信任,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之大事,只有静侯国家解决也。”

观此可知,宋仍对所谓“和平谈判”,抱有希望。不意正值和平弹声瀰漫北平内外之际,日军突于二十日下午三时许,以巨炮轰击长辛店及宛平城,造成我军民极大伤亡,吉星文团长及宛平县保安大队附孙培成等亦均于是役负伤。但宋哲元仍迁就日人的要求,下令撤除北平街头设置之沙袋、拒马等备战设施,令冯治安之三十七师与赵登禹之二三一师换防,搁置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们建议的一份备战计划,电请奉中央命令北上赴援之孙连仲等部停止前进,将七月十一日与日方协议之停战条件报请中央核议,并令平汉路局试行通车。于七月二十三日接见外交部特派员杨开甲、孙丹林时,宋亦告以:“卢案和平已有七成希望,今后交涉中心,端在中日两政府。”显然宋哲元此时尚认为和平可期,初不料已陷日方陷阱,两日以后日军再进佔廊房,战火遂一发不可收拾。宋于此时始憬悟于和平之不可恃,才準备迎战。

七七事变与宋哲元失责

三、南京与东京间的交涉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行政院蒋中正院长及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均在牯岭。当外交部次长陈介于七月八日中午,获悉事变发生之后,除电冀察政务委员会查询真相外,并立电王宠惠部长报告,王当即回电指示“请即派员向日本大使馆口头严重抗议,并劝告日方彼此先即停止军事行动,以免事态扩大。”陈介奉令后,即于七月八日下午约见日使馆副武官大城户三治提出口头抗议,并请其报告日本参谋本部及陆军省。转告华北驻屯军立即停上军行事动。九日,陈介复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重申抗议。3王宠惠于七月十日自牯岭返回南京主持外交部务,并于同日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声明:

“此次日军藉深夜在卢沟桥演习之机会,突向该处中国驻军猛烈攻击,以致伤亡中国士兵甚众,物质损失,亦甚重大。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挑衅之计训,尤极不法。外交部于此事发生之当日,已向日本大使馆面提抗议,并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兹再重申抗议之旨,请日本大使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立即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理解决。外交部仍保留关于本事件一切合法之要求。”

外交部此项抗议,竟未得日方答覆。盖日本内阁已于七月十一日借口中国政府已派兵北上,决定派遣日本土三个师团及驻朝鲜、伪满之一部份驻军增援华北。并发表声明称:

“查华北治安,关係帝国及满洲国,绝对紧要,毋待侪言;中国方面,对此非法炮击及排日侮日,应予道歉,并採取适当方法,保障今后不再发生此种行动,实为保持东亚和平必不可少之条件。因此,帝国政府于本月合议,决定派兵增援,以为必要之措施。虽然,维持东亚和平向为帝国切念之事,虽在今后仍不放弃和平折冲之志愿,以免事态趋于扩大。希望中国迅速反省,以利事件之圆满解决。”

日方此项声明中之“不放弃和平折冲之意愿”,字面上末始不冠冕动听,实际上则是一种诡谋。一面派兵增援,一面又叫喊和平折冲,其目的则欲借武力之压迫,迫使中国方面接受其严苛条款。且日本当局自始即认定卢沟桥事变为地方事件,主张径行与华北地方当局谈判,不愿中国政府多所过问。日本驻南京领事于七月十一日接获东京训令后即曾向中共外交部长表明此意思。

中共外交部针对日本“现地解决”的要求,一方面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一向主张经由外交途径,本平等互惠原则,与日方谋求和平解决两国间一切争端之立场,一方面致文日本大使馆,声明“此次所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核准方为有效”。外交部并派杨开甲、孙丹为特派员前往北平协助冀察当局与日本当局周旋,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亦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令宋哲元移驻保定。以免受日方之包围与压迫。七月十二日,日高参事谐副武官大城户至外交部访晤王宠忠部长,首以威胁口语说: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中央军及空军或已出动或準备出动一事,“已抱最大决心,以谋应付”。王部长当即提议解决争端的两项原则:一、双方出动之部队各回原防;二、双方立即停止调兵,并请日高即转告日本外务省及军事当局,不意大城户立即回答:“部长所说将出动部队调回原防,在现在情形之下,实为不可能之事。因本人为军人,对于军事甚为熟识。现之军事部属为防万一计,早已办妥,故此事难予同意。”

七月十四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外交部递交复谍一件,强调日本驻军华北及举行演习系依据条约上之权利,卢沟桥事变系日军遭受中国方面之攻击,反对中央派兵北上及干涉冀祭的地方谈判。外交部于十五日再向日使节提出节略,对日方“欲以违反事实上之见解,除免日方一切应负的责任”之复谍,表示“碍难承认”,并一度抗议日军于十四日在天津扣车运兵,坚持中国之立场:“日本政府应立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侯合法解决。至于关于本案之一切要求,外交部现仍保留提出之权。”

中国政府鑒于对日本当局直接交涉的无效,曾于七月十六日央请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计季阁森向东京试探。季合森大使以个人名义寄信美国驻日代办达兹,请他立即转达日本外务省,告以中国蒋委员长準备自十七日起停止调动军队,但希望日本亦採取同样行动。此外中国并準备另作安排,以使双方捲入冲突的军队,各回原防地。当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获悉此事后曾说﹕“假如日本真的希望避免敌意的扩张,显然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但当达兹将季合森大使的建议转给日本外务省之时,日本当局立即通知季合森大使说﹕“由于卢沟桥事变之解决,完全在华北当局之职权範围之内,日本政府不能接受蒋委员长的提议。”盖日本当局完全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视冀察当局为一独立的政权矣。

七月十七日,蒋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发表了郑重的政策声明。蒋委员长首先指出:“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卢沟桥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佔,那幺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瀋阳第二”,然后宣布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是:

我们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案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生权与领土的完整;

二、冀祭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委员长并声明,这是中国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所持的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

讽刺得很,就在蒋委员长在庐山宣布此项政策的当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前往我外交部,将一份最后通谍式的备忘录交于王宠惠部长,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军事挑衅行动,不得干涉冀察当局与日本军方所订协定的实行”。尤有进者,即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适当的答覆。”同日,日本陆军武官大城户向军政部政务次长曹浩森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对于日本政府此项无理的要求,中共外交部于七月十九日下午三时,派科长董道宁赴日本驻华大使馆会晤日高,并面交一份备忘录,作如下之答覆:

“自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国始终不欲扩大事态,始终无挑战之意,且屡次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谋得解决。乃日本政府虽亦宣示不扩大事态之方针,而同时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河北省内。迄今为止,显欲施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卫之适当準备,然仍努力于和平之维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长接见日本大使馆日高参事时,曾提议停止双方军事调动并将军队撤回原地,日力对此提议,迄无表示,不胜遗憾。现在我国政府愿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冲之希望,想必愿意接受此项提议。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总之,我国政府极愿尽各种方法维持东亚之和平,故凡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对于处理国际纷争所公认之任何和平方法,如两方直接交涉、周旋、调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

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收府此项和平解决的提议,认为是对其七月十七日内阁决议的“完全拒绝”,因而立即採取了如下的敌对行动:在东京,日本内阁于十九日举行紧急会议,无异议通过了陆相杉山元的“动员计划”,立即向华北大量增兵;在南京,喜多诚一武官于十九日往见军政部长何应钦,粗野的诘问中央政府何以反对二十九军与日方间之谈判,何以违背“何梅协定”之谅解派遣中央军进入河北,之后,复以强横语气威胁说:“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意,如中国抱有待日军撤退中国军始撤退之意,则局势必恶化”。在天津,香月清司司令官下令準备在宛平地区攻击并调动日军使进入有利的位置。日本政府并公开指责中国此府的提议为“缺乏诚意”,并妄称“局势恶化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华北地方当局现地解决的干预,与陆续派兵北上”。

局势发展至此,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然中国政府为谋最后的和平努力,曾于七月二十三日批准了冀察当局与日方关于七月十一日所订的协定。此项协定是宋哲元于七月二十一日(十天之后)报告中央的,南京于二十二日收到,二十三日,蒋委员长于召集军政负责大员会商后,立即电复宋哲元说明两点:一、来电所报告之条件如已签字,中央愿予以批准,以与宋共同负责;二、如尚未签字,中央有两点意见补充:一点是三十七师的撤离宛平县应认为暂时性的,一点是对共党的镇压及其他排日团体的取缔,应由中国自行决定。中央这一举措,一方面表达了政府不使冀察当局为难,中央与地力主张一致的用心,一方面也对外宣示了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诚意与决心。无如日本军事当局已决定在华北用兵,中国政府的任何努力都归于徒然。

四、宋哲元最后的决断——抗日守土

七月二十三日以前,宋哲元仍相信卢沟桥事变的危急不至发展为全面战争。他认为只要中国方面能够忍让些,让日本人占点小便宜,问题就会解决。这是由于宋哲元在过去两年来,屡次受到日方的挑衅,他也屡次以道歉,惩办当事人员,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等方式应付过去。他显然认为这次事变仍和两年中所发生的其他事变一样,日本驻屯军的目的不过在想占点上风,以便向东京当局炫功。但自七月二十三日以后,宋发现日本人的目的固然不那幺单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不像以往的退让,在“我不杀人、人必杀我”的觉悟心理下,宋停止了与日人间的和平谈判,开始作备战的必要準备。他命令中止三十七师的南调,令石友三的保安队即行在西苑布防,并秘密地调遣赵登禹的一个团进驻北平。促成宋哲元态度转变并坚定其抗日守土决心的因素有三:

一、日军变本加厉的侵逼:日本军方要发动对二十九军的攻击是预谋的,七月十二日与十五日的两次作战计划策定,均以“膺惩二十九军”为其首要目标。七月十七日东京参谋本部决定的“北支兵力行使之际对支战争指导纲要”的第二项,副标题为“第二十九军之扫射”,其第一款并明白规定:“自行动开始,即对二十九军使用优势兵力,作战地域在河北省北部施以急剧之大打击,以影响其放弃依靠中央军加入战斗之意志。”七月十八日,日本驻屯军在天津开始检查邮电,并有六千名增援日军到达天津。二十日,香月清司下令日军完成对卢沟桥地带的攻击準备,并再度攻击宛平县城。到二十三日为止,根据中国方面所获得的确切情报,有八个师团的日军约计有十六万人,已经抵达平津地区或正在驶华途中。日本的第一支运输船队并于二十五日在塘沽卸下十万吨的军用品。日本军部的作战计划,极度秘密。宋哲元当时固无法获悉,但日本增援部队的到达与战略的部署,却是有目共睹。宋哲元认为日军的大量增援与节节进逼,是先发制人之计,于是不能不改变态度,由和平谈判进为积极备战。

二、对中央抗日决策的了解:事发初起时,宋对中央的决策是不甚了解的。参谋次长熊斌虽奉命于十四日北上抵保,希望与宋会晤以传达中央意旨,但由于来时滞留天津,致未能即时晤面。及宋于十九日回到北平,熊斌于再赴南京请示后,即于二十二日晚由保定秘密赴平谒宋。与熊斌同行者尚有杨宣诚与张荫梧,杨代表海军部,张则代表河北省地方人士。于同时期内,中央复派刘建群、戈定远秘密赴平谒宋劝导。据熊、刘两氏记述,宋对中央是否决定与日本作战,仍表怀疑,对蒋委员长命其移驻保定的用意,仍不甚了解。经熊、刘、弋等详为分析,陈论是非得失,宋对中央的决策始完全了解,于是决定依照蒋委员长的命令行事。熊赋于二十五日离平,刘、戈尚稍后一两日。日方对熊斌的访平,认为是宋哲元态度转变的起点,汉奸潘毓桂则称二十六日“广安门事件”宋之下令射击,乃是戈定远的圈套。秦德纯并曾指出,在刘、戈等留平期间,中央曾有令二十九军发动攻击的命令。不可否认的。是熊、戈、刘等人的由京到平访宋,才对宋的最后决心抗日,产生了影响力。

三、中央补给的到达:事变起初时,中央虽派遣国军北上保定,支援二十九军,但宋哲元时在津与日方谈判,表示不愿中央派军队北上,以免为日军作为借口,使情况恶化。及宋回抵北平,中央一方面派员前往坚定宋之信心,一方面秘密补给二十九军以加强战备。据蒋委员长本人透露,二十日后数日内,军政部曾捕充二十九军子弹三百万发,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哲元指挥,并令将各兵站仓库,向前推移,以便作战时补给之需,中央之补给到达,士气振奋,宋哲元抗日守士的决心,自应为之加强。

由于宋哲元态度趋向强硬,二十九军加强了备战措施,北平的民心亦为之激昂奋发。二十四日,北大全体教授发表对卢沟桥事变之宣言,将“我们为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自所不惜”的决心,宣示中外。

青年学生亦自动组队,协助二十九军作抗敌的準备工作。宋哲元下令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并不顾日方的抗议,令一三二师石振纲旅接替北平城防。

二十五日夜,“廊坊事件”爆发。廊坊为京、津间的一个小镇,地位重要,由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二三旅刘振三部驻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属于日军新增部队第二十师团的一个中队配属部分工兵,借口修理平津间军用电线,自天津开至廊坊,将廊坊车站佔领。驻军与之交涉请其撤退,日方不允。遂导致双方之军事冲突,战斗继续至次〔二十六日〕晨,日军从陆空两方面增援,驻军虽英勇抵抗,然因众寡悬殊,被迫于二十六日中午退驻黄村,廊坊遂陷入日军之手。宋哲元闻变,知战争已不可避免,一面召见外交部特派员孙丹林,方说“战争恐不能免,外交大计仍应由中央主持”,一面令一四三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即刻返察,“照计划做,八月一日行动。”

日军于二十六日中午佔领廊坊,当日下午即又由丰台派兵一中队,分乘军车数十辆,冒充城内大使馆卫队野外演习归来,企图进入北平。行抵广安门时,为守城部队独立二十五旅六七九团刘汝珍部所阻。日军坚欲进城,并作攻城之状,宋哲元闻报后,即令刘团备战。刘团乃开启城门,诱日军进城,及进至一半,刘团士兵开始射击。日军陷入混乱中,遭受相当损失。日方称此次冲突为“广安门事件”,认为系二十九军部队所预谋之抗日行为。香月清司遂于当日晚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宋于二十八日正午以前,将冯治安之三十七师部队撤退至永定河以西,并陆续撤退至保定以南。日方通牒之译文如下:

“廿五日夜间,我军为保护廊坊通信所派土兵,曾遭贵军非法射击,以致两军发生冲突,实深遗憾。查此事发生之原因,责由于贵军对于我军所订立协定,未能诚意履行。如果贵军有使事态不趋扩大之意,须将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配备之第三十七师于二十七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并将北平城内之三十七师撤出城外,其在西苑之三十七师部队,亦须于二十八日正午以前,先从平汉路以北地带移至永定河以西之地,并陆续撤退至保定方面。如不实行,则认为贵军未具诚意,而不得不採取独自之行动以谋应付。因此,所有一切责任,应由贵军负之。”

依据香月清司此项通牒,日方限令三十七师撤出卢沟桥、八宝山的时限是二十八日中午十二时。日本驻平使馆人员亦曾对美国驻华大使做过在撤兵限期内不发动攻击的保证。不意二十七日晨三时,日军却向驻扎通县之傅鸿恩营发劲攻击,激战至十一时,傅营始突围。同日晨五时,日军复向团河进攻,并出动飞机十八架,骑兵一大队,联合进攻,致使守军一三二师第四团伤亡在千人以上。盖东京参谋本部已于二十六日下令香月清司动用武力。二十七日复致电香月告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之现行任务为对平津地区支那军之膺惩”,同时下达命令;调第五、第六、第十等三个师国之全部及其他八十六个战斗及后勤单位之一部,即行增援华北。至是日方藉“地方化”“和平谈刊”之烟幕以掩护其军事行动的真相,乃大白于世。

处此情形之下,宋哲元深知除奋起抵抗外,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二十七日晚,宋与南京中央政府通直接电话,报告他已决心拒绝日人的最后通牒。当晚,宋通令二十九军各地部队奋勇抵抗,并发表感电向全国各界作如下之声明:

“哲元自奉命负冀祭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突向我廊坊房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二十六口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除儘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髮。伏乞赐叙,是所企祷。”

宋哲元虽然决心抗日了,但为时已迟,日军已不允许二十九军有準备的时间。二十八日黎明,日军出动了关东军增援部队之铃木混成旅团与酒井机械化旅团,配以飞机三十架,分头向南苑、西苑、北苑之二十九军驻军猛烈袭击,南苑之战尤其惨烈,我军未及防备,致牺牲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壮烈殉难。美国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巳勒特上校曾述其于七月三十一日实地观察南苑战场时,所得的悲惨印象如下:

“大约是七月三十一日,史迪威上校和我走出北平城门,沿着通往南苑的一条大道走去。走过一公里许,我们即发现几百个士兵与马匹的尸体以及大量的军用物品,堆积在路上,这显示中国军队是在密集队形下被突然袭击的。路旁的壕沟内及附近的田野中,也堆满了无数的伤兵,他们仍未断气。卡车上也满堆着尸体,在炎热的气候下,这些尸体已在发臭。显然中国军队是被突然攻击,没有时间散开。从死者的徽章判定,这个被袭击的单位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特别团。”

二十八日下午,宋哲元与秦德纯、张自忠等在铁狮子衚衕进德社举行紧急会议。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坚守北平,还是退守保定。中央政府及全国民众均希望二十九军能守住北平,但地方人士则不希望使北平文化古城化为灰尘。宋哲元最后的决定是:留张自忠以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名义在北平继续维持治安。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部队撤至永定河南岸布防,宋哲元、秦德纯则遵照中央前令,移驻保定。当晚九时,宋、秦动身南下,二十九军驻守部队也于夜半悄悄的撤离了北平古城。

北平撤守后的第二日,即七月二十九日,通县爆发了冀东保安第一总队反正杀敌的戏剧化行动。通县本为汉奸殷汝耕伪组织之首府,驻有日翠特务机关部及宪兵一中队,尤为日本浪人及不法之徒活动的渊薮。惟驻守通县之伪保安第一总队张庆余部及第二总队张砚田部均繫于学忠旧部所改编者,深具民族思想,久已与宋哲元秘密联络,伺机反正。二十八日北平近郊战争爆发后,民间盛传二十九军反攻丰台胜利,通县保安队受此鼓励。遂于二十九日凌晨二时许宣布反正,并誓师杀敌,当将日木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守备大队长一木西以下日木军人及日本浪人三百余人,悉数歼灭,并将股汝耕捆缚,计划押赴北平。不意张庆余派人赴平联络时,发现二十九军业已撤离,而日军援军又至,于奋战一日后,不得不化整为零,分向保定方面集中。殷汝耕竟复为日军所夺回。

于通县保安队起义杀敌之同时,二十九军驻天津之三十八师部队与警察人员,亦由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指挥,向日本驻津各机构及租界进攻,李文田并与副指挥刘家鸾,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翀联名通电,宣示其“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的决心。我军土气用命,凌厉无前,曾将北仓机场及日人驻守之车站佔领,并一度逼近日租界之海光寺,但以日本援军赶到,众寡悬殊,于奋战一昼夜后,于三十日忍痛退却。李抵保定后,奉令代理第三十八师师长。

宋哲元七月二十八日夜晚离平赴保,决定于仓卒之间,事先未及向中央请示。消息传至南京,政府领袖与社会人土均感突然。二十九日上、下午,蒋委员长两次召集特别会议,商讨平津局势骤变后之政府方针。同日晚,蒋委员长接见新闻记者,对宋哲元突然离平一事发表如下的对话:

问:宋委员长突然离平,致失重镇,未悉中央对其责任问题如何处置?

答:在军事上说,宋早应到保定,不宜驻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必能尽全力负全责,必挽救今后之危局。须知平津情势,今日如此转变,早为国人有识者预想所及。日人军事政治势力之侵袭压迫,由来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绝非偶然。况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能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算为已经了结。日军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之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其战争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至宋个人责任问题,不必重视。

蒋委员长此项谈话,一方面是基于全国政治及军事情势的考虑,一方面也是基于对宋哲元的信赖与爱护。当卢变发生,宋汲汲于与日方谈判和平之际,应邀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各界人士,对于宋哲元的忠贞程度,曾有不少人表示怀疑,蒋委员长当时即曾声言:“我信任二十九军,二十九军是爱国的。”蒋先生二十九日的谈话,显示其对宋哲元的信任,未因平津沦陷而稍变。这是政治家宽容态度的最高表现,也是蒋先生为促成国家团结共赴国难所抱持的一片苦心。

就宋哲元本人而论,他深知平津情势之陷入不利,是他犹豫寡断、误信和平的结果。宋于抵达保定后,即表示其引咎之点。八月三日。宋正式发表通电,承认平津的失守与二十九军遭受到的重大损失:“固为敌人之蓄久计划,,亦为哲元处置失当,实应受国家之严重处分。”并将二十九军统率责任交与冯治安师长代理,他自己“拟稍事休养,再图报国。”

中央对于宋哲元的乞假休养,并末核准。相反,最高军事当局还于八月六日任命宋哲元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担任平汉前线的作战任务。二十九军此时亦扩编为三个军:原来三十七师扩编为七七军,由冯治安任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九军,由宋哲元兼任军长;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八军,由刘汝明任军长。除刘汝明部归第二战区统辖外,七七、五九两军均仍在宋的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内,继续抵御日军的南侵。为激励士气,宋于八月十四日发表告官兵书,勉励两点:

一、我们为中华民国之军人,应尽护国卫民之责任,要始终贯彻我们的精神,奋斗到底。本军现一切已整理就绪,仍本一贯精神,照样积极动作。

二、凡我官兵,应知我国家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我不杀敌,敌必杀我,大家应一致振作起来,本不屈不挠之精神,作再接再厉的奋斗,前仆后继,死而后已。

政府领袖虽对宋哲元寄予不保留的信赖,民间舆论及少数民意代表,对宋的遽形撤离平津,仍不无微辞。宋感到有前往南京对各方加以说明的必要。遂先派石敬亭、秦德纯赴京报告,并预作安排。宋本人则于八月二十一日自河北前线到达南京——这是宋二十年春受任二十九军军长以来,首次到京访问。在宋尚未到京前,据宣介溪的着述,蒋委员长在南京中央军校的一次纪念周上,曾经宣称“这两天南京将有一位特别客人来,他就是宋哲元。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宋哲元不但不是有过的人,而且是对国家有大功的人,他在华北一切,都是听我的命令。”蒋先生就是这样地经常代人受过的,对张学良更是如此。

宋哲元到京后的次日,即八月二十二日,曾发表书面谈话,说明其来京任务及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哲元此次来京,系向中央及蒋委员长报告并请示一切。现在二十九军在前方各部队,均已布置完毕,阵线坚固。驻冀驻察各部,分由冯主席治安刘主席汝明率领,正在与敌对战中,土气振奋,均抱同仇敌忾之心。现在国家已到最后关头,我不杀敌,敌必杀我。刻下我全国军民一德一心,在中央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抱必死之决心,必得最后胜利。”

宋哲元在京停留一周,除晋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表达敬意外,并晋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宋慰勉有加。因蒋先生的缘故,各界人士对宋亦热烈欢迎。在举国一致,全民一心的热情感雪下,宋哲元带着满怀的信心与希望,回到了河北前线的指挥岗位。由保定、而沧县、而德县、而新乡,宋一直挺身于第一线上,茹苦含辛,出生入死,杀敌报国,再接再厉,直到二十七年八月宿疾複发,始请准解除兵柄,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追随政府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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